原标题:我的妇联年|致力于党的革命工作

献给党的革命

■黄金恩,原自治区妇联副主任

黄金娥,1928年出生,副厅级退休干部,原自治区妇联副主任。1950年参加工作,曾任百色市利元村农会代表、百色第一区剿匪、秋征工作队员、田东县土改复查组组长;1953年4月至1954年1月任田东县妇联主任;1954年2月至1959年3月历任田东县那桃区区委书记、田东县副县长、田东县计划委员会主任;1959年4月至1960年5月下放祥周公社九合大队,1960年3月历任田东县百林公社农业主任、田东县委组织部部长、田东县副县长;1967年4月至1970年10月在田东县五七干校;1970年11月至1973年7月历任田东县、隆林县生产指挥组副组长;1973年7月任自治区妇联副主任,1993年1月退休 。

第一排左边的第三个是黄进。

1928年,我出生在百色县郊外的梨园村。我的父母是农民,从来没有读过任何书。我是家里最大的孩子。穷人的孩子一直是这个家庭的主人。11岁时,我开始在街上给妈妈卖蔬菜,让她回家工作。当我卖完蔬菜后,我拿起一个空篮子,跑去学校听别人说话。我想自己去上学,但是家里没有劳动力和钱。然后我回到家,对奶奶说,“奶奶,很多孩子在那里学习,我真的很想学习。”奶奶说,“我没办法,奥伊。我们过着艰苦的生活,有许多年幼的兄弟姐妹,没有劳动。”那时,有私人夜校。当我13或14岁的时候,我真的很想学习和参加私人夜校。然而,直到白天卖完所有的菜,我才能上夜校,所以我只有断断续续地上了三年的私人夜校。

01早期解放:积极参与支付、粮食征收和土地改革

解放初期,政府工作组经常去农村宣传共产党的政策。特别是,当人们说男女平等时,妇女和男子可以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当他们是国家的主人时,我认真倾听并受到鼓励。之后,我积极参加各种活动。当时,为了支持人民解放军在百色打匪,要求群众准备军鞋。我积极参与动员妇女制作军鞋的工作。经过几天的动员,整个城镇在一夜之间收到了1000双军鞋。然后我为解放军筹集粮食。我积极动员妇女把粮食交给公众。我的经验是,为了完成军鞋和种粮的任务,必须动员妇女。当时,住在我们村的解放军政委崔明道对我说:“我们要和强盗战斗,你去吗?”我说,“去吧,如果你让我走,我会的。”后来,我跟着他去消灭强盗。村子里的一些人不理解我参与镇压土匪。当时,国民党的宣传说:“共产党是‘共产主义杂家’,吃同一个大锅。”因此,许多年轻女性不敢出来联系解放军。全村的人都对我妈妈说,“你家的黄金恩是个女人。如果你加入共产党,将来会发生什么我妈妈说,“当我女儿长大后,她不能控制这么多。她会去的。”

剿匪工作基本结束后,下一步是参与减租和收回抵押贷款,然后是土地改革。百色亲切地任命我到地方干部学校学习土地改革政策。1951年11月,干校学生分成三个中队。第一中队留在百色,第二中队去了田阳县或田林县(我不记得了),第三中队去了田东县。我是第三中队的副中队长,被派到天东县进行土改试点,同时继续剿匪工作。田东县有三个试点村,一个是甘连村,一个是小龙村,另一个是三联村。我正在三连村进行土地改革试点。

1953年3月,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4年,该组织提拔我到纳塔乡(原天东县,现巴马县)担任代理秘书。很快,县里把我调回田东县,选举田东县的县长和副县长。我印象特别深刻。这是在田东县举行的第一次选举会议。我、龙江、罗素平和其他一人被选为候选人。我是唯一一个女性。因为我经常去农村,常年接触群众,群众认识我,都愿意选我当县长。同年8月和9月,我成为田东县第一位当选的女副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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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在县城:不管我有多努力或累,我都是

因为我喜欢和大众打交道。群众选我当副县长后,都叫我“大姐”或“黄大姐”。男男女女,老幼都这样喊着。当我去处理纠纷时,他们都说:“黄姐姐来了!”我连续两届在田东县担任副县长,每三年一次,共连任六年。这些都是以党的修养为基础的。我没有文化,但我决心和党一起革命。作为一名女干部,在组织的信任和群众的支持下,我必须努力工作。不管我多努力多累,我只考虑如何完成这项工作。

1964年开展“四清”运动时,百色地区在京西进行试点,所有的县领导都去了。当时,自治区党委书记霍凡带领队伍来到靖西。那时,我的孩子还很小,县委把我留在家里主持全县的工作。陶铸是中南局的秘书,周光春是中南局计委主任。当他们去靖西的时候,他们经过了田东县。我代表县里向两位领导汇报了情况。我基本上可以回答陶铸当时提出的问题。天东县最干旱的地方是左登区新安镇,那里土地贫瘠,缺水,每年都有收成损失。当时陶铸问我:“你能改变这个地方吗?”我说:“是的,但是修建一条反虹吸管道把龙须河的水引向新安镇是一个很大的水利工程。“我接着向陶铸详细汇报了这个乡镇的情况以及如何建设这个水利工程。到达靖西县后,陶铸告诉霍凡,田东县副县长说她需要钱把龙须河的水转移到新安镇。霍凡批准了40万元,这在当时是一大笔钱。钱皮回来后,县里没有其他领导了。我是唯一一个必须负责整个工程和引水工程的人。我要求水电局派一个工作组组织反虹吸管道和隧道的施工。我将亲自指挥那里。项目建成后,解决了当地农业灌溉用水问题,保证了旱涝灾害。

1970年,我被调到隆林自治县革命委员会担任生产指挥组副组长。无论党组织把我放在哪里,我都要扎根。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我已经完成了全县所有的12个乡镇。克祥是最偏远的乡镇。那里有许多野梨。他们有很多水果,长得很好,但是它们不好吃。还有一种糖梨,产量低,体积大,果实少,香甜可口。所以我去找水果种植者和技术人员,问他们,“你认为用沙梨作为男性父母怎么样,因为它们根深蒂固,吸收大量水分,用糖梨作为女性父母嫁接这两个梨?”1972年底,我被调离隆林。这是我在龙林想做的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是当时肉类供应非常紧张。龙林有一种六白猪,有一个白色的头,四条腿和一条白色的尾巴。这种猪长得又大又快,所以我建议当地农民大力发展六头白猪的养殖。第三件事是龙林县没有西瓜,所以我邀请了武鸣县的六七个瓜农在大树脚大队试点种植西瓜。第四件事是种植烟叶。贵州附近的龙林是一个山区。我邀请了来自贵州的12名烟农种植烟叶。前两年烤烟水平未达标。后来,经过努力,龙林也种下了好烟叶。

03在妇女联合会工作:拯救拐卖妇女是最难忘的

1973年,已经是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的周光春任命我到自治区妇联工作。后来,他告诉我,1964年他和陶铸在田东听到我的报告后,陶铸对他说,这个女同性恋很好。到达妇联后,我在自治区妇女代表大会上当选为自治区妇联副主任。当时,妇女联合会的工作主要是与党的中心一起开展妇女工作。党的中心仍然是农业生产和粮食生产。当时,全区各县都开展了科学农业,自治区妇联将妇女纳入农业团体,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因为妇女是农业的主力军。为了解决妇女的忧虑,妇联组织幼儿园和托儿所。那时,孩子们可以免费去幼儿园或托儿所。

妇联恢复后,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地区的妇联主任都是新来的。为了做好妇女工作,我们召集了各地区妇联主任进行调研。我带了一些区妇联主任去龙林进行了一个月的调查研究。经过一个月的调查研究,我发现了各个民族的特点。在这个民族地区,我应该注意什么,如何开展妇女工作?我回来时必须写一份总结。除了发现不同民族的特点,我们的调查还发现女性的生活和婚姻与男性不同,需要特别关注。如果我们想解决妇女的真正问题,我们必须与广大妇女融为一体,没有界限。过去,我一层一层地工作。自治区进行了调查研究,各地区妇联也进行了调查研究。过去,毛主席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如果你不深入了解别人的报道,你就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

大约在1977年和1978年,通过调查,我们发现广西妇女被拐卖的频率更高,所以我们向自治区党委报告了情况,并要求组织一个拐卖问题工作组。之后,他们与公安局、法院和民政局的人员一起去营救这些妇女。这项工作已经做了一年多了。广东部分地区发生了杀婴事件,导致男女比例失衡。许多男人找不到妻子,就把女人从广西拒之门外。广东省连江县有大量女性被绑架。我和当地妇联的同志一起去了那里大约两三个月去营救妇女。当时,有人说了一句令我印象深刻的话,说:“广西很多妇女都转向广东,因为你们广西太穷了。”我说,“不管你有多穷,你都不能把人当成商品。这是违法的。”当时,70或80名妇女被绑架到连江。一旦工作完成,他们中的一两个人可能会不时被营救出来。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广西玉林的一个男人,他得知妻子被绑架到连江,卖掉了奶牛,装扮成一个收破烂的人,在连江县的每个村子里大喊大叫。他的妻子听到了,但不敢出来见他,因为她受到严格的监督,害怕被殴打。作为一名女干部,听到他说这些话我很难过。后来,我亲自去公安局找过,但没有结果。东兰还有一位老师,他的妻子嫁给了博白(广东连江附近)一个乡镇的东兰。父母生病时,她回到博白照顾他们,途中被卖给连江的一位制作组长。所有被绑架的妇女都被迫改名。我们很难找到任何人。当时,这位女士回了一封信,但她不敢写地址。在我们通过调查查明她在哪里之后,我亲自组织了公安、民政和司法部门的同志,一行七八个人前来做救援工作。那时,我们被许多人包围着,工作没有完成。后来我说,“你也在受苦。他(指生产小组组长)正在受苦,但贩卖人口是非法的。他是生产团队的领导。他无法回报她。这是非法的。”后来,我做了很多工作。我给连江县的领导打了电话,然后把人带回了东兰。老师说,“否则我的家就不在家了。”当时,这项工作非常困难,但有20或30名妇女获救并返回广西。

04家庭幸福:我给自己一份结婚证

我在妇联工作,直到1993年退休。回顾我的工作经验,我坚持调查研究,因地制宜,实事求是,把党的方针政策和人民最关心的问题作为我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得到了群众的认可。

我丈夫的原名是林卓华。他出生于1929年3月,比我小一点。他的家乡是隆安县。他是一名大学生,在桂林师范大学学习。他参加了学校的学生运动,后来加入了地下游击队。由于地下工作的需要,他的姓改成了黄,正好和我的姓一样。我嘲笑他是一个如此有教养的人,如何找到我,一个没有文化的人。土改期间我们认识。那时,我和他都是第三中队的成员。土改后,他去了中学当校长。秘书为我们主持了婚礼。当时,我们的结婚证被县长批准了。我是副县长,所以我的结婚证是我自己批准的。

黄金妮(右二)和他的家人给拍了一张照片

我丈夫和我关系很好。我们没有为家庭问题争吵,但有时我们也为工作争吵。我记得有一次我想以不同的单位派人去农村。他负责文化、教育和卫生。他从其他系统派人来找我,但这不合适。我们吃饭的时候,我对他说,“你今天要为我抽谁的烟?你太自私了。”这孩子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一直看着我们。从那以后,我们都回到自己的房间去解决问题,从不在孩子们面前争吵。在家,我通常做家务,但是我的爱人不能做家务。有一段时间,我们还雇了一个保姆,她的婆婆和我们住在一起。我已经20年没在田东吃过一顿好饭了。那时,我太忙了。我平时去乡下。如果我不去农村,我会在县和地区开会。会后,我会回到农村贯彻会议精神。我吃饭时,所有部门都在找我。我边吃边工作。我不知道桌上的食物,所以我可以吃。我有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大女儿叫黄紫红。她曾经是空军的一名士兵。最小的女儿黄子清在南宁第一人民医院工作。儿子的名字叫黄子扬,他在自治区邮局工作。这三个孩子都参与了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边缘化的父母的政治背景,但他们并没有责备我们,他们也非常了解我们。他们也非常努力,对我非常好。我很高兴我还是个成年人的时候就跟随共产党参加革命,努力为人民服务,为妇女和儿童做好事,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资料来源:中国妇女出版社《追寻自己的生活——新四军、志愿军女兵和女干部》节选本文原文由广西妇女干部学校的刘萍和何玲根据黄金e的口述编辑录制。

编辑:马修礼

审计:黄庄泳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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